“教书者”自己应是读书人

用了较长的时间，大致看完杨斌老师的这部《写在讲台边上》（源创图书/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），也就进一步理解了他何以能心无旁骛地沉潜于他的世界。本书有相当篇幅是杨斌老师围绕个人阅读和编著的述说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志趣所在。我读过杨斌老师编选的几本书，了解他关注的问题，而如他所言，他在编著过程中所获得的愉快，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得到的。

合格的教师总是把思考和学习当作自由呼吸，杨斌老师就是这样不倦地研究问题的。此前我对他的了解，是基于他从不人云亦云，总能依据基本规律和常识去思考和判断，对教育界一些现象和问题保持独有的敏感。读他的著述，很敬佩他的识见。

敬畏常识让杨斌老师有使命感，把教学和研究问题当作一种文化责任。教师是古老的职业，教学也并不神秘。教育界本当比较安静，只要学校按照教育规律办学，教师遵守教育常识，有自觉的学习意识，提高专业素养，教学也就不至于那样艰深，教师也不至于那样辛劳。“教书者”自己是读书人，教书的同时也和学生一样读书，这是职业特征，也应当是教师的生活方式。教师的读书纯粹是个人的事，是“为自己的阅读”。我看杨斌老师的读书，凭的就是个人趣味，乐此不疲，他对蔡元培、叶圣陶诸贤的研究，对宗白华的重新认识，与李泽厚的对话访谈，完全是由着读书的兴味，而他在这样的阅读中，提升了自己的职业认知。

这里特别想说说杨斌老师的叶圣陶研究。从他选编叶圣陶著述的眼光和相关研究文章中，可以看出他对前辈教育家开创性的工作有足够的认识，他的研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学需求。近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在叶圣陶一辈学者那里，就有了明确的阐述。杨斌老师以他安静的阅读为自己打底子的同时，视野所及，上溯百年语文教育史和美育教育史。他不遗余力地介绍叶圣陶诸贤的教育思想，做有益公众的普及工作。他几乎带着宗教般的激情，同时带着理性的思考，对当下的浮躁之风给以冷峻的批判。他在书中所言“走出学科”，意在于学科教学中追寻更高的教育境界，而不愿纠缠于学科内部的争论。其实，只要我们冷静思考，就可以发现，学科内部长期解决不了的矛盾，往往不是学科内部乃至教育范畴的问题，思考者只有拓展视野，在更高层面深刻思考，才有可能辨清教育所面临的难题。研究学科教育史，了解一百多年来基础教育发生过什么、有过什么样的主张、教育家的思考以及他们的成就，庶几能弄清职业责任，不闹笑话，做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事。

我之所以推崇杨斌老师的安静，乃是因为这一二十年来教育界虽然风起云涌，鼓角动地，但并未见多大的进步，往往是“进一步退两步”，甚至如鲁迅说的“改革一两，反动十斤”（鲁迅《习惯与改革》）。诸如应试教育如此强势而花样翻新，小学教育麻烦层出不穷，是三十年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。在乱象丛生的局面下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保持着清醒，这就不能不靠他们个人的精神追求和职业素养了。教师要保持良好的抑或是正常的职业状态，唯一的办法，也许只能是读自己的书，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，以之为精神支柱。杨斌老师对美育的探究，即是最好的证明。在大多数人尚未认识到美育的存在价值的情况下，杨斌老师已经在潜心钻研这个大问题了。我能想象杨斌老师在探索路上的寂寞和孤独。学校教育必须有高贵的精神追求，有美的熏陶，没有精神的成长，教育则不存在。

从本书可以大致看出杨斌老师的美学追求之路——从苏北平原的灌河边，到古城苏州，由讴歌故乡的青年，成长为沉静的思想者。一个人的探寻，一个人的独步。这样的存在，给立于讲台上的教师以重要的启示。我感到，如果教师能超越职业需求，醉心于某方面的研究，必是一件有趣味的事。杨斌老师对李泽厚的研究，如痴如醉，三十多年持续未绝，在润泽了个人精神生活的同时，也丰富了教育教学智慧。

杨斌老师曾说，他主张“只做不说”或“先做后说”的原则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踏踏实实教书、读书，扎扎实实研究问题的教师。教师沉潜于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，这种乐境，大约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的了。

（作者：吴非，系语文特级教师、杂文家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10月22日第10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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